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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时期的商业研究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1:42:16 阅读: 来源:拖把厂家

明清时期,是我国商业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。明清时期的商业是向上发展的,主要表现于这么一些方面:

1.商品经济程度高。

明初在历经了多年的反元及统一战争之后,虽巩固了新生地主阶级政权,但此时已是国力空虚,民生凋蔽,恢复经济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头等大事。因此,明初统治者与其前代统治者一样,制定并施行了一些与民修养生息的政策,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很大提高。

明后期,经济作物的种植愈加广泛,更多的农产品流入市场,促使商业更加发达。除传统的粮、麻、丝之外,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的农产品还有棉花、甘蔗、蔬菜瓜果、烟草、茶叶,甚至还有花卉和染料植物。

商业性农业的发展,表明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。以粮为主的农业结构开始向多种经营的结构变化,同时还表明商品经济日益向农村渗透。最突出的是棉花种植 面积的迅速扩大,的河南、山西、山东都种上棉花,松江地区更成为全国著名的棉花集中产区;产棉区又扩大到河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四川,许多地方的农民 生计的80%~90%依靠棉花种植。甘蔗在福建、广东、等地普遍种植,所产的蔗糖远销东南亚和台湾。烟草自从年间传入中国后,发展至清朝,已经在 全国各地种植,福建的耕地大约有60%左右用于种烟,其他的如湖南、广西、陕西、甘肃也有种烟。其余的如茶叶、丝等等商品化程度更高。

经济作物的种植发展,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经济的兴起。如运河地区的棉花、烟草、果木的种植,都已成为商业性农业经营,并形成了一定的专业化经营规模。专业 化经营的出现,必然“引起各种农业区之间的,各种农业之间的,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”,从而造成了区域市场经济的繁荣与活跃。

同时, 经济作物的种植发展也为城镇的商业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。农产品作为本地的主要大宗商品通过交通线上的城镇贩往各地,而由各地贩来的各种日用商品也通过 交通要道上的城镇输往腹地的广大农村,通过城乡商品的交流,商品经济日益向广大农村渗透,农村自然经济逐渐衰退,商品经济因素日渐增长。经济作物本身不是 供给农民生活必需,它一定会进入市场,这就为商业发展提供极大的机会,同时,农民也由过去的简单商品交换即商品进入市场,是为了获得商品,而逐渐转变为货 币——商品——货币的模式。

农产品的商品化给农业的根本——粮食生产带来新的变化,因为经济作物的大面积发展,占用了粮食种植的面 积,经济作物集中地的粮食无法自给,因此需要外来的粮食补充,如江南地区在还可以自给,但到了明清时期,由于本身的经济作物发展,就只好从两湖、江 西、安徽等地运米补充,甚至要到四川等地运米,这些是商业发展的一种新迹象。

2.城市商业繁荣。

城市经济是中国 商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,从以来,城市商业就非常重要,而至明清,城市商业更是成熟,如北京明朝时,城内店铺林立,有三百六十行,还出现了许多专 业性的批发市场,如米市、猪市、羊市、花市、煤市、缸瓦市等等。清朝时,北京商业更是超过明朝,庙市由22处增加为36处。除了北京之外,当时全国有“四 大名镇”——佛山镇、景德镇、汉口镇、朱仙镇,这几个地方,商贾辐辏,交易兴旺,是全国性的市场交易中心。

3.农村贸易活跃。

农村商业而言,明清两代比宋代走得更远,特别在南方,一个县的墟市往往达到20多个,甚至50—60个,仅就福建省而言,福建八府一州,弘治年间有168个,至清年间已达700多个。有些墟市还专门经营一两种货物,如丝、竹、桑、茧、鱼、牛、鸭等等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江南地区在专业墟市的基础上,产生了一批市镇,这种市镇,经营的是大宗货物,如苏州的枫桥,是一个粮食市场,如湖州的双林镇,是一个丝 市,吴江县盛泽镇,明初还一个50多户人家的村庄,明末由于丝织业的发展,成为丝绸的全国集散地。集市数量增大,密度增加。它是土特产的集散地,发挥着生 产者之间互通有无、调剂余缺的功能,这些市镇位于交通要冲,或经济发达地区,商贾云集,贸易兴盛。通过它,农村集市被联结了起来,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 经济单元——区域市场,明清时期的区域市场有:岭南市场、苏松市场、湖广市场、淮北市场、漳乐市场、齐鲁市场、京津市场、潞泽市场、关中市场、川滇市场、 辽东市场等。

4.团体商人的出现。

随着商业人口的增多,商人队伍在日益壮大,商业资本有了相当的积累。在这样的 背景下,一些地区性的商人集团应运而生,商业活动范围与规模的扩大,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是空前的,各地商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,逐步形成以地域为划分标志的 商帮,如徽商、晋商、闽商、广商、宁波商人、洞庭商人、龙游商人、湖州商人等等。从商帮形成的情况看,大体上讲,商帮可有两种类型,一是徽商、晋商、江西 商人、洞庭商人,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是这样的,山稠田狭、人多地少,农业无法消化劳动力,多余人口只好从商业上寻求出路,开始是利用当地出产的原料而制成 的手工产品向外推销,或经营当地的特产,后来贩运多了,就打破地方的限制,开始经营各地的货物,成为大型商帮。一是湖州、无锡、陕西等地的商人,他们利用 本地的商品经济优势和农业资源,向外寻求市场,在较好的物质基础上起家,积累一定资本,也就不再以推销本地产品为限制。明代后期涌现出来的商人集团中较具 实力的是徽商和西商(山西、陕西的商人集团)。

徽商中以扬州的盐商为代表,非常富有,资产常以亿万计。俗语中有“无徽不成市”之说,徽商来自于地少人多的徽州地区,大多数人出身寒微,家底微薄,在经商之初一般只能从事小本经营,然而在他们中间,以小本起家甚至白手起家的例子却不胜枚举。

徽州商人无论是进行合伙股份式的经营还是进行承揽式的经营,一般都要订立合同作为商业信用的文字凭证,在合同签订的具体文书中,一般都明确规定了入股者 或承揽人的特定权力和义务,这种将口头议定的结果用书面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方式,无疑是要求签订合同的各方承诺商业信用。徽商保持良好的商业信誉,这在 典业中表现的尤为突出,因为典业是以收取债务人的质押物作为保障债权手段的,当债务人提供质押物时,就必然要考虑当铺的信用是否可靠。相对于其他商帮来 讲,徽州典商一般采取低利息率的方式提高自己的信用度,如明朝后期,在南京开当铺的约有五百家,“福建铺本少,取利三分四分。徽州人铺本大,取利仅一分二 分三分,均之有益于民”。徽州典商通过薄利经营建立起良好的信誉,使得“人情最不喜福建”,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。

南倭 北虏一直是明王朝的心腹之患。为了防备蒙古封建主的南侵,明廷不断加固和修缮长城,并设置了九个边镇,到明中叶建立了以长城为主体的九边防御体系,将九镇 防地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。这一防御体系有效地遏制了蒙古封建主的侵扰,使中国北方边境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局面,并促进了蒙古南部地区的开发和汉蒙之间的 友好往来。同时,庞大的九镇军需供应大大刺激了内地和蒙古边地贸易的发展。九边防御体系为晋商开展边地贸易创造了活动空间。

在明代的 九个边镇中,位于山西北部的大同、宣府和山西三镇是九边防御体系的中心地带。大、宣、山三镇规模最大、驻军最多,耗费军饷最巨。明初政府为了给各边镇筹集 军饷实行开中制,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招商代销制度,它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契机。晋商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政策优惠,凭借地理上和交通的优势,通过贩运 盐、米、布、草料等物品,捷足先登,首先占领了边镇军需市场,然后开始涉足于长城沿线的蒙汉私市贸易和马市贸易。

晋商在多年进行远距 离的长途贩运贸易中,逐渐开拓和形成一些商业路线。在众多对外贸易商路中,以出长城,北越蒙古,经西伯利亚,通往欧洲腹地的商路最为著名,这是世界上最长 的草原丝茶之路。试以中国福建武夷茶的运输来看,其运输路线是:从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,入江西铅山县河口镇装船,顺信水下鄱阳湖,出九江口进入长江;然后 溯江而上抵武昌,转汉水至樊城(襄樊)上岸;由河南入泽州(晋城),经潞安(长治)抵平遥、祁县、太谷、大同等地,再北上张家口,贯穿戈壁沙漠,到库伦、 恰克图;再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。除恰克图贸易外,还逐渐深入到俄国的克拉斯诺亚斯克、新西伯利亚、伊尔库茨克、莫斯科、彼得堡等地经商,乃至设立商业分 号,成为显赫一时的国际贸易商。

到清代的中、后期,晋商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,一度执全国金融、商业之牛耳,达到其鼎盛时期。晋 商对外贸易的重点在陆路,但也没有放弃对海上贸易的竞争。清代介休皇商范家曾垄断中国对日本的生铜贸易70多年。规模空前的商业经营,积聚了大量钱财,仅 祁县乔家、渠家、太谷曹家,榆次常家的流动资金即达500—1000万两白银。雄厚的财力又为晋商从事国内、国际金融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,山西商人成为了 中国民间金融机构的先驱,开办了票号。其势力遍及黄河流域。据史载,山西平遥人雷履泰首创民间汇兑机构——票号,后为各地晋商争相仿办,不久发展成以平 遥、太谷、祁县为代表的三大帮系,这三大帮系均在各省设有分号。不仅垄断了中国长江以北的地区,而且在长江以南势力也很大。据苏州全晋会馆碑刻,仅在苏州 一地设立的钱庄就有81家。并且,晋商的钱庄、票号甚至扩展到了俄国、日本和南洋等地。

5.私人海上贸易发达

对外贸易,既包括中国境外的国际市场,也包括中国境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。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贸易,主要是北部的蒙古、东北的女真、西北的青海和新疆、西南的西藏等,交易的内容主要是以茶易马。

明末清初是我国海上贸易的转折时期,在此以前是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,而自此后,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发展起来,取代官方海上贸易。私人海上贸易发端于明朝初 年,至嘉靖时已经有一定的规模。但是恰恰在此时,由于宁波发生“争贡事件”,明政府为了消除是非,推行“海禁”政策,禁止下海经商和捕鱼,于是,一些原来 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走上武装经商的道路,与当时在中国沿海活动的日本浪人混为一体,是以倭寇的面目出现的,后来虽然有了、俞大猷的抗倭,起了一定作 用,但是要想彻底平定倭乱,还是一个王朝政策的问题,一些大臣也意识到这一点,因此,在明末,重新开禁。

当时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主要有这么一些:江浙皖海商集团、闽广海商集团(主要是漳州、潮州人)、郑氏海商集团。如下,简单叙述一下郑氏海商集团的状况。

郑氏海商的起源要追溯到泉州的安平商人,此地从唐宋以来,以航海经商而著名,至明朝,更是活动频繁。在经商成风的社会环境下,郑芝龙很年轻就到广东香山 澳寻母舅经商,由于香山澳是当时中外贸易的中心,郑芝龙在此学会了葡萄牙语,并掌握了一定的海上商业知识与必要的资本。而后,郑芝龙在帮助母舅经商的时 候,与在东亚贸易中活跃的泉州商人李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,并成为其义子,李旦死后,财产和部众归郑所有,成为郑氏海商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郑芝龙的经营 下,郑氏海商集团到初年,已具相当规模,并且,为了独霸海上,消灭其他对手,郑芝龙接受了明朝政府的招抚,从此,他们的海商集团雄霸东南。继承 父业后,更有声势,进一步壮大势力,成为东亚地区著名海商集团,曾经垄断该区的海上贸易。

当时由于郑氏集团的反清行为,清朝一开始采取“海禁”政策,而后又派施琅远征台湾,消灭郑氏集团,最终使兴盛一时的海上私人贸易成为历史的牺牲品,没有能够象西欧商人一样通过国家的支持,商业加暴力,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,并最终到达了欧洲统治世界的目的。

6.出现大量商人会馆。

清代山西,农民和商贾各占50%,徽州经商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0%~80%,其它地方也是类似情况,浙江绍兴、金华自明代始,从商是仅次于为胥吏的选择,可以推测经商的人数不会少。

中国地域辽阔,各地区自然环境,地形地貌差异极大。人们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劳动、生息,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、方言,甚至价值取向。大批人弃农 弃儒经商,身处异地,面对与出生地区迥异的方言、风俗习惯,漂泊人生顿生出一种孤苦凄凉的心境,企求心理需要的满足推动了商人会馆的建立。在明清商人会馆 中,由地缘关系组建的会馆占绝大多数。

同时就明清商人而言,阻碍他们获利的因素,首先是同行间的激烈竞争。除此,还有官吏的敲榨,牙行的盘剥。要解决好这些问题,显然靠单个商人的力量是不够的。于是,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的商人就在会馆的旗帜下团结起来,凝聚为一个整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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