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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是谁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14:50:47 阅读: 来源:拖把厂家

揭秘:马克思《资本论》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是谁?

一个人能否在历史上留得住名,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。比如这位王茂荫,历仕清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朝,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堂事务,那是正宗的“省部级”。可是,历朝历代的“省部级”多如牛毛,有几个能在历史上记一笔。王茂荫却是幸运的,他的名字出现在了马克思的著作中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提到了过680多人,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。尽管他的名字并没出现在《资本论》正文中,只是记载在附注中。

王茂荫,安徽歙县人。字椿年,号子怀。道光十二年(1832年)进士,历任监察御史、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、吏、工部侍郎等职,是清朝货币理论家。

咸丰元年(1851年),太平天国起义,财政危机加剧,当时有铸大钱和无限制发行不兑换银钞等各种主张,实际都是主张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缓和财政危机。王茂荫上书《条议钞法折》,建议发行可兑现银钞,提出“极钞之数,以一千万两为限”。纸币要能流通顺利,必须注意和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这一弊端,以便“无累于民”而“有益于国”,被议驳。

咸丰三年(1853年),针对肃顺等请添铸“当百、当五百、当千”大钱的建议(所谓铸大钱,指铸造钱体和重量都有所增加,而钱币面额价值则增加得更多的货币,这使得铜钱的名义价值远远超过本身金属材料的价值。),上《论行大钱折》,严加批驳,指出:“官能定钱之值,而不能限物之值。钱当千,民不敢以为百;物值百,民不能以为千”、“若奸人以四两之铜铸两大钱,即抵交一两官银,其亏国将有不可胜计者”铸大钱必然使得物价上涨。同年3月咸丰准添铸了“当百,当五百,当千”的大钱,结果在流通中造成极大混乱,加之上述发行的不兑现的“宝钞”,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。

咸丰四年(1854年),针对清政府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官票、宝钞严重贬值,市场极其混乱的情况,三上《再议钞法折》,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、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。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,集中到一点,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、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,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,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,制止通货膨胀,以挽回纸币的信用。

结果触怒咸丰皇帝,“王茂荫由户部司员,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,率行渎奏,竟置国事于不问,殊属不知大体。复自请严议,以谢天下,尤属胆大。如是欺罔,岂能逃朕洞鉴耶?”指王茂荫只顾着商人的利益,而把皇上的利益搁在一边了,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。尤其是王茂荫居然再次提出什么修正方案,简直是大胆妄为!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,大白话就是:你当我是傻瓜一个,我看不出你在动什么脑筋啊!

这些奏折被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收录在1857年出版的《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》里。1858年,德国人卡尔·阿伯尔和弗·阿·梅克伦堡将巴拉第的《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》翻译成德文出版,并更名为《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》。马克思正是看了这本书,注意到了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,并把这些写进了《资本论》。这就是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篇中编号为83的附注里出现“王茂荫”三个字的原因。

在这个附注中,马克思这样写道:

“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,主张暗将官票、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。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,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。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,不得而知……”

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文,当时对“王茂荫”三个字的翻译也是一波三折。

我们知道,陈启修是第一个全卷翻译《资本论》的人。之所以说是全卷,就是说在陈启修之前的1899年,蔡尔康曾经提到过《资本论》;1906年,朱执信也介绍过《资本论》;1920年费天觉还部分翻译过《资本论》。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“王茂荫”这个名字。直到1930年陈启修翻译《资本论》全卷时,才遇到“王茂荫”这个难题。

马克思原文中的“Wan—Mao—In”,被陈启修译成了“万卯寅”,当时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译本将其翻译成了“王猛殷”或“王孟尹”。陈启修对“万卯寅”当然也不满意,便在下面写了一条说明:“我曾经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,现在还无结果,这里姑译为"万卯寅",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。”

1936年,郭沫若读到了陈启修翻译的《资本论》,并在清代编年史《东华续录》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:“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:钞法未善,酌拟章程四条。并以兵民怨恨,自请严议。得旨:王茂荫身任卿贰,顾专为商人指使,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,亦周虑而附于条规内,何漠不关心国事,至如此乎?并自请严议,以谢天下。”

于是,郭沫若认定“万卯寅”应该是“王茂荫”。从此“王茂荫”才真正出现在《资本论》里。 在晚清浑浊的官场中,作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,王茂荫在廉洁自律方面表现得也很出众。史料记载他:“性清淡,寡嗜欲。京宦三十载,恒独处会馆(即歙县会馆,今宣武门外。王为安徽歙县人)中。自本简约,粗布粝食,处之宴如。”“公余之暇,手一卷自娱,京宦三十年,未尝携眷属。”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“省部级”官僚,能做到这样真是难能可贵。

王茂荫的家训,也是他的遗言,其中一些内容今天读来依然有警示作用,现摘录几段:

“凡人坏品行损阴骘,都只在财利上,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。”

“看着当下取来虽见为有,不知非灾横祸出而消耗之必且过于所取,须以当下之不取为消将来这横祸,则此心放得下。古云:漏脯充饥,鸩酒止渴,非不暂饱,死亦随之。当时时作此想,则自然不敢妄取。渴不饮偷盗泉水,热不息恶阴木。有志者须极力持守,方可望将来有好日。恐此后汝辈家产薄、家口多,衣食难度,遂至见利而不能思义,故切切言此,务务紧记为要。”

1938年版中译本《资本论》影印本

这些言语,虽为士大夫老生常谈,但苦口婆心,言之真挈,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。

从叮嘱家人的另一件事上,可看出王茂荫对名利的淡漠。在封建社会,“坐一乘轿,娶一房小,刻一部稿”,即除了做官、娶妾,能刊印留下一部书稿,这是士大夫梦寐以求的事。看王茂荫如何说的:“我之奏疏。词虽不文,然颇费苦心,于时事利弊实有切中要害处,存以垂示子孙,使知我居谏垣,蒙圣恩超擢非自阿谀求荣中来。他日有人入谏垣者,亦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,能尽此心,自邀天鉴,可以望做好官。惟可传家,不可传世。断断不宜刊刻,切切是嘱。”最后还补上一句:“刻书是我所恶,无论何人总要想著书传世,将来必有祖龙再出,一举而焚之”。

在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学氛围中,士大夫把留名青史作为人生最高追求,王茂荫能把人生看得如此豁达通透,实在是罕见。不过,历史就是如此诡异,就是这样一位不想留名的人,历史偏偏永远牢牢记住了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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